圣上端平初元，彰善瘅恶，微显阐幽，以刚悯程公死节靖康，忠义彪炳，特官其曾孙东。明年，郡守林君果俾郡博士徐君尧章设公祠学宫，而以其四世孙及典奉烝尝。盖十有五年矣。东谓伯玉：「盍为之记」？伯玉闻之，死生之变亦大矣，志士仁人，宁舍生取义，杀身成仁者，所欲有甚于生，所爱有大于身也。靖康之难，天地磔裂，日月晦蚀，忠臣义士，捐躯效死者，前后相望，故种师中、杨可胜、王彦、刘貙、蒋兴祖、高师旦死于战，张确、赵伯臻、张彦遹、韩总、单孝忠、贾亶、霍安国、林渊、张彭年、赵士谔、张湛、于潜、沈敦、张行中、郝仲连父子死于守，王禀、李邈、张克戬、郭浒、朱克恭死于义，姚友仲、何庆彦、刘延庆光国、陈福死于兵，张忠文叔夜以不食其粟死，刘忠显韐以不仕北庭死，李熙靖、孙逢以不从伪命死，蒋宣、李福以谋脱君父死，以至黄经一内臣，徐揆一太学生，窦鉴一从事使臣，或以望阙不去死，或以上书责酋死，或以不忍交矢镞于敌营死，而尤大著明，则忠悯李若水、节使王履、宣赞吴革，与梅、程、安、陈四公之事也。龙溪汪公志程公墓，谓与梅公谋结兵捣金营，劫取二圣，范琼泄其谋于金，金托金帛不如数，诘官之在长安者，公冒死直前，遂及祸焉。自当时言之，公等身膏斧锧，而时雍、秉哲、俦及之辈躐美官，一死一生，而荣悴判。生者信得计矣，曾几何时，而善恶昭白，诛赏大明，彼偷生浮荣，何啻朝菌暮舜。而遗臭史传，与羿、浞等。若公之精忠大节，昭揭宇宙，虽世之相后百有馀岁，天子褒其忠，邦人慕其义，尸而祝之，社而祀之，过其下者，屏营太息，凛乎如生存也。夫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善善恶恶，藏于神明之舍，如明鉴不可乱妍丑，权衡不可欺轻重。彼乱臣贼子，岂独无是心哉！爱恶相攻，情伪相惑，前有势利之诱，后有患难之驱，遂乃陷溺而丧其本心焉。逮夫岁月逾迈，情伪寂寥，其昭昭灵灵者，殆不可泯，于以见秉彝好德之真，不由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也。且二气五行之运，何有终极，人以藐焉之身，自托于天地之间，百年露电，生死醉梦，如盆盎蚊蚋，兴仆何限。贪夫殉利，烈士殉名，夸者死权，品庶凭生，宜何择哉！屈子曰：「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？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」？后之谒公祠者，将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已。东请以是识牲石而告来者。

君子法之原，所以关盛衰之运；狱者民之命，所以寄死生之权。任法而不任人，则惟法之从而杀不辜；任人而不任法，则惟人之听而释有罪。朕若稽古，允执厥中。必有忠信慈惠之师，体予恻怛哀矜之意，则人法两用，罔有间言。具官某硕大光明之资，得古人之全；雄深雅健之文，鼓天下之动。早发纾于贤蕴，浸服采于禁涂。天官四钤，邦畿千里，懋著嘉绩，蔚有能称。必能禁格吏谩，发纾无告。勿缓深故之罪，勿轻纵出之诛。汝往钦哉，惟刑之恤！

正月日，某顿首再拜伯起中书舍人台座：春暄，不审动静何似？伏惟神相靖共，台候万福。某违去门下，忽涉三载，仰德之情，朝夕在怀。前年以愚触罪，仓皇去国，不果一别，尝辱坠教，所以慰诲良厚。及抵谪所，首蒙书贶，眷予有加，佩服至意，亡以为喻。罪戾中不敢作京师亲故书，遂稽修报，必蒙照亮。近见邸报，窃承给札代言，升华禁从，殊慰士论。辱爱素渥，喜可量也。某兹者蒙恩牵复罢任，出自馀庇，以感以惭。将道浙东，省亲无钖，偶值方寇窃发，道路阻绝。由江东以归，履畏涂、冒风涛之险几月，然后达金陵。又闻亲老同骨肉辈避寇徙居，未知所诣，遣人询访，尚未得报，此情如何？然徘徊江左之久，于贼事讲闻甚详，虑之至熟，辄以书达宰执诸公，具论本末。区区始脱罪籍，复此妄发，所谓愚不可及。然载于方策而骇闻者，今乃身见之，得不为之痛愤哉！五书副本，敢以浼呈，幸冀一览，勿以示他人也。伯起平日耿耿之志，交游所共推服。今据要津，与国论，以献纳论思为职，适当此时，愿展尽底蕴，为宗社生灵之福，勿习循默，为保富贵之计，乃所望于左右也。未有拜见之期，千万为国自重。

死生命也，处死生义也。义所当死直死耳，君子不苟免而生也。身不苟免而生，乃所以生社稷也。天宝之祸，唐以颜、李、张、许之死而生；靖康之祸，吾宋以傅、李、梅、陈、程、安诸贤之死而生。皆功在社稷者也。呜呼，安有功在社稷如刚悯而其后莫之录乎！端平初元立夏后两日，古潜洪某。

天凉宋祚，祸逮臣僚。惟尔刑部侍郎程振历仕先朝，中遭危变。始建邀击之议，既沮抑于群言；继兴逆劫之谋，复泄败于媒糵。卒奉诏旨，督歛赀输；抗节虏廷，丧元刃下。虽杀身成仁，在卿志之已偿；顾主圣臣休，于朕心乎有忝。每追旧事，用是痛心！兹特赠朝议大夫、端明殿大学士，仍诏以其子若亲属三人进备取用。庶几表平原之节，庸劝后来；尚冀奋睢阳之灵，协图兴复。九原有知，亮兹昭悉。建炎三年九月初一日。

《书》云：「位不期骄，禄不期侈」。言贵则不期于骄而骄，富则不期于侈而侈。惟是平居常存恭钦之心，自然虽贵极而不骄；常持谨戒之心，自然虽富极而不侈。故王通常称周公身贵而愈恭，家富而愈俭。孟轲亦曰：「恭者不侮人，俭者不夺人」。盖骄则心无所忌惮，故多侮人；侈则奉己常不足，故多夺人。为德之累，将孰大焉。昔帝舜谓禹曰：「克勤于邦，克勤于家，不自满假，惟汝贤」。太子恭俭之德固出于天性，要之，如前古圣贤相告戒之语，常当不忘，所以养德。

荀卿曰：「学者以圣王为师」。扬雄曰：「学之为王者事，其已久矣」。自古帝王，其初未尝不务学，而其臣亦未尝不劝之学，然多诵习古人之糟粕而已，未必直以圣王为师。盖其心以谓圣人之事，须是生知，非学可到，此最不可。善学必以圣人为之则，犹之射焉，必立之的也。虽其力之有至有不至，要之，无的则无以为准。圣人固未易到，然舍圣将何所学乎？学而不以作圣为期，非大学之道也。孟轲曰：「人皆可以为尧舜」。荀况曰：「涂之人可以为禹」。又况天纵之资，本与人异，自圣人以下事，不须学也。

《书》称文王、武王「出入起居，罔有不钦」，盖君子之养其德，常使暴慢邪僻之气不摄于身体。况为人上者，语默动静系天下之观感，可少忽乎？唐褚遂良修起居注，太宗问曰：「朕有不善，卿亦当记之乎」？遂良曰：「使臣不书，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」。盖欲以善恶之名动太宗也。此对固善，然徒使人主惟名之恤耳，未广也。君子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。故君子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。史官不记，天下之人复不记，而其应违如此，言行之枢机，可以不谨乎哉？

凡观圣人之书，当极其旨意之所到，乃方有益。若但据其句语所及而不加思焉，则非善学。且如《颐》卦言天地养万物，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其义亦大矣。而其象止曰：「君子以谨言语，节饮食」。夫谨言语所以养德，节饮食所以养体，亦莫非养也，然不可认以为养止于此。何则？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，亦莫过言语饮食。在身为言语，于天下则凡命令政教出于己者皆是也，谨之则当理而无失；在身为饮食，于天下则凡货资财用仰于己者皆是也，节之则适宜而无伤。推养之道，莫不然也，可以不深思乎？

昔人有城北徐公者，齐国之美者也。有邹忌者亦美，一日衣冠谓其妻曰：「我孰与徐公美」？其妻若妾皆曰：「君美甚」。旦日以问客，客亦曰：「徐公弗如也」。及见徐公，熟视之，自以为弗如。取鉴而窥之，弗如远甚。明日入朝，告于威王曰：「臣诚知不如徐公美，臣之妻私臣，臣之妾畏臣，臣之宾客欲有求于臣，皆以美于徐公。今齐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，宫妇左右莫不私王，朝廷之臣莫不畏王，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。由是观之，王之蔽甚矣」！于是威王善其言，设三赏以求谏。夫为人上者，不患乎人之不己从，独患乎善之莫我告耳。《书》曰：「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；有言逊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」。又曰：「仆臣正，厥后克正；仆臣谀，厥后自圣」。盖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诸人以为善。大舜之所为也，可不法诸？

《易》曰：「天在山中，大畜。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」。言修身之道，亦须多识古人言行之实，察言以求其心，考迹以观其用，默而识之，乃所以畜成己之德也。然前言往行固多不同，惟当求识其大者而已。故以畜其德，是谓大德。何则？德有小有大，若矜小廉，行小道，运小才，效小智，则其见于事业亦不能大。故孟子曰：「养其大体为大人，养其小体为小人」。又曰：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」。盖有所谓君子之大道，畜之于己，则为大德，以智则为大智，以勇则为大勇，以仁则为大仁，以义则为大义，藏之于身则为大器，措之于事则为大业，夫何小者之足道哉！今太子养德，亦在养其大者耳。德成其大，则天下之能事毕矣。

尝考《易》卦，损上益下谓之《益》，损下益上谓之《损》。盖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，故孔子尝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」？则是上可损而下不可以不益也。故世徒知益己之为益，而不知损己者乃所以自益，故益未可得也，而损莫甚焉，亦未尝思圣人设卦之意故也。

《易》六十四卦，惟《谦》一卦为最吉。其卦曰：「谦，亨，君子有终，吉」。彖曰：「谦亨，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，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，君子之终也」。故他卦亦有不言凶者，然未尝全无悔吝。至于《谦》则言吉，言有终，言无不利而已。以此知谦之为德，如是其美且大也。

昔或人问文武于扬雄，雄对以训与克，曰：「事得其序之谓训，胜己之私之谓克」。夫日月星辰，天之文也，三纲五常，人之文也。人之文亦犹天之文，各循其自然之理而不逆乱。所谓训也，岂非文之至乎！若焕乎其有文章之类，事得其序者也。若天下荡荡，无纲纪文章之类，事失其序者也，此甚易晓。乃若论武必曰胜己之私，何故？盖用武而怀己之私，是争利而已，非圣人之所谓武也。唯圣人平居之心，出怒不怒之表，而其或怒也，盖出于不怒，故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取之。有如武王，后世言武者必稽焉，以其无所私于己也，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已，故为武之至。乃若后世，如汉议伐匈奴，行人王恢以为可击者再三，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不可击者亦再三，而孝武卒用恢言，劳民动众，以至于悔。夫安国之言岂不甚明，而孝武不能用者无他，贪利之心不能自胜故也。然则若汉武之所谓武与武王之所谓武，可同日论哉？扬雄之言，君子以为尽文武之道也。

尝谓有治君无治臣，昔晋文侯问于叔向曰：「桓公九合诸侯，一正天下，其君之力乎，抑臣之力乎」？叔向譬以剜割削缝绝缘之事，实管仲、隰朋、宾胥无为之，桓公知衣而已。师旷以为不然，请譬之以五味，断割煎熬齐和之事，管仲之徒实能之。羹以熟矣，奉而进之，而君不食，谁能强之？盖师旷之言则是也。唐太宗亦尝谓侍臣曰：「自古或君乱而臣治，或君治而臣乱，二者孰愈」？魏郑公对曰：「君治则善恶赏罚当，臣安得而乱之？苟为不治，纵暴愎谏，虽有良臣，将安所施」？盖郑公之言则是也。由是观之，昔晁错有三王臣主俱贤之说，此固君臣相资之道，不可偏废，然天下未尝无贤，而圣明之主不世出，故有三王之君而后有三王之臣，亦安得而齐功并论哉？故孔子曰：「为君难，为臣不易，而继之以一言之得失，或几乎可以兴丧其邦」。则独主君而言之，抑亦见为君之犹难，而千载或一遇也。

脩身之道，不可不知所本。正心诚意，修身之本也。意诚心正矣，天下国家即此可为也。是故古人言，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则继之以行之者一。一者何？诚而已矣，正心诚意之谓也。意诚心正，则天下之能事毕矣。昔孟轲言禹、稷、颜回同道。夫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国家，本之正心诚意。颜子之正心诚意，推之可以为天下国家，其实一道也。欲明此理，当熟读《中庸》，深究其义。

昔孟轲善论王道，每曰「保民而王」，故常欲时君世主省徭役，薄赋歛，以休息安养之。夫岂区区以是为可以结民心、沽民誉而为之哉？盖谓君以民为体，邦以民为本，得失安危之理实在是也。魏文侯尝出游，见路人反裘而负刍。其明年，东阳上计钱布十倍，大夫毕贺，文侯曰：「此非所以贺我也，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。将爱其毛，不知里尽毛无所恃也。今吾田不加广，士民不加众，而钱十倍，必取之士民也。吾闻之，下不安者，上不可居，此非所以贺我也」。若文侯者，庶几悟先王薄歛之意。唐太宗尝诏群臣论事，魏郑公以为：陛下比贞观之初，渐不克终者凡十条。其间一条以为，顷年以来，轻用民力，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，劳役则易使，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、劳而安者也。此恐非兴邦之至言。太宗深加奖叹，已而列诸屏障，朝夕瞻仰。若太宗者，庶几悟先王轻徭之意。呜呼！苛政猛于虎，重歛毒于蛇，古人之所深戒，安有蛇虎其政而民有不叛者乎？

正心诚意有道，亦在于择善而固执之耳。何谓善？中是已。何谓中？吾心以为然者是已。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以中者性所有也。人惟迁于物以汩其天性，故中者亡焉。非亡也，反而求之，亡者斯存。故正者中也，偏则失之；公者中也，私则失之；无心者中也，有心则失之。惟心无适莫，惟善之从，则不期中而终矣。是天下之大本也，自古帝王为天下国家之大要也。故尧授舜，舜授禹，皆以「允执厥中」为言，考之《书》及《论语》可见也。

《书》曰：「惟天生聪明时乂」。又曰：「惟天聪明，惟圣时宪」。又曰：「视远惟明，听德惟聪」。又曰：「无作聪明乱旧章」。夫人君居亿兆之上，岂可无人之聪明？其曰「天生」，则言其自然之德也。故所谓聪明，宪天而已。宪天之聪明，则任理而不任情。如任情以为聪明，则一人之耳目岂足以胜天下之众多乎？何谓任理？视远、听德是也。视远而不任察，听德而不任事，则聪明无所作，而亦莫之能蔽矣，非聪明之至乎？且如人之听讼，必欲揣知其情状是非以为聪，臆度亦或时中，要非任理。孔子曰：「听讼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」。人君如不听德无事，即揣知其情状是非，虽屡中亦小矣，非人君之道也。

《书》曰：「永底烝民之生」。夫民固自有生养之道，惟上之人无乱政以扰之，使之各安其生，各遂其养，则所以底民之生至矣。如帝者之民，耕田食，凿井饮，谓帝力何有于我，是也。若重歛数役以困苦之，又为姑息之政以慰悦之，天下始不安其生矣。昔齐桓公出见父老，赐之食，曰：「愿遗天下食」。赐之衣，曰：「愿遗天下衣」。公曰：「吾府库有限，焉得而给诸」？父老曰：「不夺民耕则有食，不夺民蚕则有衣」。唐太宗尝曰：「朕为兆民之主，皆欲使之富贵。若教以礼义，使之少钦长，妇钦夫，则皆贵矣。轻徭薄赋，使之各治生业，则皆富矣。若家给人足，朕虽不听管弦，乐在其中」。如太宗之言，庶几知君人之道矣。

为善之道，必以诚为主。古人云「为善无近名」，恶其或不出于诚也。昔尧土阶茅茨，大禹卑宫菲食，史以垂训万世。若元帝罢服官，成帝御浣衣，哀帝去乐府，可谓似矣，而世不以为然者，诚不素著故也。故曰，有虞氏未施信于民，而民信之；夏后氏未施钦于民，而民钦之。商人作謺，而民始畔。周人作会，而民始疑。苟无礼义忠信诚懿之心以涖之，虽固结之，民其不解乎？故为善要足以动化天下，亦在乎诚而已矣。《诗》言文王之圣，方施政焉，而在位者皆化，则亦非政之力，诚之至则然也。若言政而不及于诚化，非圣人之所谓政也。

《书》曰：「惟汝不矜，天下莫与汝争能。汝惟不伐，天下莫与汝争功」。夫圣人以天下为度，务在与人为善，而未尝自有其善，是故谦冲退托以尽下之情，将以来天下之善而合并以为公者也。后世不明此道，如唐太宗尝临朝，谓侍臣曰：「朕为人主，常兼将相之事」。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，以为：「陛下拨乱反正，群臣诚不足以望清光，然不必临朝言之。以万乘之尊，而与群臣校功争能，窃为陛下不取」。盖太宗初未之思大舜之取人以为大也。大抵人主不当与臣下争善能。如晋宋间，人主不知务学，为人君之所为，至与臣下争作诗写字，故鲍照多累句，王僧虔用拙笔书以避祸。悲夫！一至于此。汉文帝言：「文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乃不及」。此非独无损于文帝，乃所以为帝之盛德也。而魏明乃不能堪，遂作《文帝胜贾生论》，此非独求胜其臣，乃与异代之臣争善，其无君人之度甚矣！

为人上之道，最在于所好尚。孟子曰：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」。盖上之所好尚，初若甚微，而天下化之，其末流有至于不可禁遏者。故古人尝谓：「失于此者毫釐，而加于彼者寻丈」。言上下之势，其顺如此。谚有之曰：「长安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。长安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。长安好大袖，四方全匹帛」。斯言如戏，有切事实。故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创瘢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此特好尚之末，犹不足道。若清虚盛而晋乱，斋戒修而梁亡，可不戒哉，可不谨哉！

《记》曰：「良弓之子必学为箕，良冶之子必学为裘」。言事不素习则不可以径为。工技且尚如此，而况君子之精于道乎！道之所在，不思则不得，不行则不至。故《记》曰：「君子之道费而隐。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。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」。然则如之何？亦在精思之，力行之，若《书》所谓「允怀于兹」，则道积于厥躬矣。终始典于学，则厥德修罔觉矣。故《记》亦曰：「好学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」。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。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

昔者定公问：「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」？孔子对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，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」？曰：「一言而丧邦，有诸」？孔子对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，予无乐乎为君。唯其言而莫予违也，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」？夫一言之得失，或可以兴丧其邦，乃独在于知为君之难与夫乐于莫违。是故古之人兢兢业业，上谨难谌之天命，下畏难保之小民，每舍己以从人，而不敢阻威以自肆，诚以言及于此，犹或可以兴丧其邦。审遂行之，则足以兴丧其邦必矣。故唐太宗尝论为君之难也，以为：「人主惟有一心，而攻之者甚众，或以勇力，或以口辨，或以谄谀，或以奸诈，或以嗜欲，辐凑攻之，各求自售以取宠禄。人主少懈而受其一，则危亡随之」。观唐太宗此言，贞观之治，岂无自然哉？昔宋昭公出亡，至于鄙，喟然叹曰：「吾知所以亡矣！吾朝臣千人，发政举吏，无不曰吾圣者；侍御数百，被服以立，无不曰吾君丽者。内外不闻吾过，是以至此」。此又莫之违则足以丧其邦之验也，可不戒哉！

古人有言，君子处其厚，不处其薄。盖墙薄则亟坏，缯薄则亟裂，器薄则亟毁，酒薄则亟酸，事物之理，莫不贱薄而贵厚。故陶朱公之璧，色相如也，径相如也，而其一千金，其一五百金者，侧而视之，千金者其厚倍耳。德之在人，独不以厚为贵乎？是以君子之秉其德，临下则以简，御众则以宽，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，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，是君子之用心已。

恩赐丝纶，忽从中出；任隆辇毂，不以次迁。举万方辐凑之区，付一介颛愚之士，身虽甚宠，力恐难胜。伏念臣生本寒乡，出陪多士。少从师学，仅知儒墨之是非；长佩官箴，安识求、由之果艺？徒以昔参于储禁，斐然长奉于笺词。缘此孤踪，简于圣听。逮自江湖之远，来瞻日月之光。裁奉燕閒，即蒙褒擢。俾佐铨衡之任，初无根柢之容。曾未逾时，复叨进秩。惟三辅幅员之大，萃四民囊橐之奸。必发摘如神，方胜缿筒之讼；苟拊循非术，能无桴鼓之惊？谁谓鲰生，可当器使？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术，端本京师。欲令张敞之《春秋》，稍施于政；故试望之于冯翊，非有所闻。而臣自历仕途，未更吏治，一旦任剧烦之责，众人为绵薄之忧。臣敢不用恕平反，以文缘饰？为四方之极，庶几无愧于周诗；从一切之宜，未肯追踪于汉吏。

死节岂易言耶？余生晚，不及从乡先生讲闻刚悯程公之烈矣。虽然，国史所书，焉可诬也？谨按国史、《钦宗皇帝实录》，靖康二年二月乙酉，大风折木，金人以金银不足，遣人来取。提举官以下八人受约束，户部尚书梅执礼、侍郎陈知贤、刑部侍郎程振、给事中安扶，同见金帅。金帅责以金银不足，曰：「胡不取之于民」？四人同辞对曰：「今国破主辱，臣民皆愿前死，虽肝胆不计也。于金缯何有哉！顾诚无以塞责」。金人大怒，问官长安在，欲加罪。振恐梅执礼坐之，遽前曰：「皆官长也」。金人不胜忿，以次杀之。又按国史《四朝列传》，陈亨伯、梅执礼、程振以下六人同传，而史臣系之曰：「斯四人者，所遭不同，至于不求生以害仁，而杀身以成仁，则同也」。建炎中兴，褒表崇赠，暴其忠于天壤，宜哉！呜呼！死节岂易言耶？国史所书，焉可诬也？刚悯之孙及，拳拳以发扬先烈为志。余为史官，尝尽窥金匮石室所藏，因为表而出之。